律学，是中国传统社会独有的、以成文律典为主要研究对象，兼具学术性与实践性的专门法律知识体系。律学家以律文阐释、逻辑梳理、法理探究为核心，融合儒家经义与审断实践，既参与律典修订，也指导狱讼决断，是中华法系一脉相承的核心学问。

律学自秦汉发端，经魏晋隋唐、宋元明清持续发展，至清代已形成体系完备、传承严谨的学术传统。晚清同治、光绪年间，西法东渐日盛，传统法制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。在这一古今中西交汇、法制转型的关键节点，在清代最高司法机构刑部，一批以地域为标识的律学流派悄然兴起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陕派律学和豫派律学。

西北政法大学教授闫晓君长期深耕陕派律学研究，对其源流、特质与价值有着系统阐释。近日，本报全媒体记者专访闫晓君教授，请他解读陕派律学的形成发展、律学家的精神内核等问题，以期深入挖掘传统律学的当代价值。

闫晓君：中国传统律学源流久远，内涵丰富，是古代法学的典型形态，它所达到的水准，是“衡量中国古代法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”。我们可以将其发展脉络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：

第一阶段是起源奠基期，主要集中在夏商周至秦代。夏商周时期在法律方面形成了礼、刑二元结构，《左传》中记载“德以柔中国，刑以威四夷”，以及《礼记》中的“礼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”正是这一结构的鲜明体现，这也为律学的诞生奠定了制度基础。秦代“改法为律”，形成中国历史上较早且体系化程度极高的成文法律体系，所谓“百代皆行秦政法”。

律学的正式诞生与秦始皇统一后的制度建设息息相关。为统一全国法律，秦始皇一方面“明法度，定律令”，构建统一法律体系；另一方面推行“法教”，确立“以吏为师”的法律传播与教育模式。秦代对法律适用与解释有严格规定，要求执法之吏必须明习法律；若百姓向执法之吏询问法令含义，执法之吏须明确告知，如拒不告知，或告知内容曲解法律，则要以吏民所问法令对应的罪名惩处执法之吏。在此背景下，一种专门研究、解释具体法律规则和法律名词术语、明确“法令之所谓”的学说应运而生，这便是早期律学。1975年出土的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中的《法律答问》，正是秦代律学的经典成果，也标志着律学正式形成。

第二阶段是兴盛成熟期，主要在汉代。中国近代法律史学家程树德在《九朝律考》中称“汉世律学最盛”，施愚为其作序亦言“我国律学之盛，始于秦而备于汉”。汉代律学的兴盛与经学（阐述儒家经典之学）昌明密不可分，形成“引律入经”与“引经注律”的双向融合格局，律学也完成从法家之学向儒法合流形态的转变。同时，秦汉律学传承带有显著的私学、家传特征，律学家多由廷尉等司法官成长而来，如西汉杜氏（杜周、杜延年父子）世传“大杜律”“小杜律”，东汉郭氏（郭躬、郭镇）数世传习法律，皆是当时律学传承的典型写照。

第三阶段是传承发展期，涵盖宋元明清。这一时期的律学传统一脉相承且持续发展。元代较好地保留了唐宋律法的传统，明代在恢复唐律基础上，对律文进行删改增益，调整犯罪构成与量刑标准；清律则基本继承明律，仅在律文中增加诸多律注以明确律意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些律典的修订，均由当时的律学家参与完成。为了统一律文适用，明清两代还不断修订条例，作为律的补充与实施细则。这种立法与司法的双重需求，大大推动了明清律学研究，也为晚清陕派律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闫晓君：必须明确，陕派律学并非陕西地区的律学，而是晚清时期一群出身陕西、任职刑部的学者型司法官，以《大清律例》为核心研究对象，既坚守传统律学的考据、阐释方法，又紧密结合实践，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术与实践体系。它既是传统律学发展的最后高峰，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律学流派。具体可从四个方面理解其地位：

从历史定位看，陕派律学上承秦汉以来的千年律学传统，完整继承传统律学的知识体系与研究方法，又逢西法东渐的大变局时代。在传统法律体系受到西方法律冲击、朝野上下多有动摇的时刻，陕派律学家始终对传统律学抱有深厚的坚守与自信，以自身的学术研究与司法实践，为中国传统律学作出最后的总结与传承。

从学术价值看，陕派律学是中国传统律学的集大成者。以薛允升、赵舒翘、吉同钧为代表的陕派律学家，拥有深厚的传统律学功底，上溯历代律典、下研大清律例，通过著书立说、修订律例，系统梳理总结传统律学知识体系——围绕律文的源流、含义、适用场景等展开考据与阐释，厘清律与例的关系，修正律文中的矛盾与歧义。如薛允升《读例存疑》对清代律例的系统梳理、赵舒翘《提牢备考》对狱政制度的规范总结，都是陕派律学的代表性成果。吉同钧开展的中西法律比较研究，更让传统律学在近代化浪潮中完成最后的学术传承，为中华法系留下宝贵的学术财富。

从司法价值看，陕派律学践行传统司法“推鞫得情，处断平允”的核心理念。“学者+司法官”的双重身份，使陕派律学家的审断既有理论支撑，又有实践积累，实现了学与用的融合，从根本上保证裁判的精准与公允。薛允升不畏强权、赵舒翘坚守底线、吉同钧务实求真，皆是对公平公正的躬身践行。

从精神价值看，陕派律学铸就了以坚守、刚正、务实、本土为核心的律学精神。“坚守”是对律学本心与法律正义的坚守；“刚正”是司法官不畏强权、秉公执法的职业操守；“务实”是不尚空谈，让研究与改革皆立足实践；“本土”是坚守法律本土化，贴合本国历史与民俗。这既是陕派律学家的品格，也是传统法律人的精神写照。

闫晓君：双重身份正是问题的关键。陕派律学家多年饱读儒家经典，考中进士后分发刑部任职，继而潜心研读律令、钻研判例，完成从儒生到司法官的角色转变，也实现了儒家经义与律义的深度融合。这也决定了陕派律学不是空谈理论的学术，而是“学以致用”的实践之学，核心是一边断案、一边研究，既用律学知识指导实践，又从实践中完善律学研究。

作为司法官，他们身处审断一线，手握生杀予夺大权，拥有丰富的听讼断狱经验；作为学者，他们以实践为根基，穷究律例、梳理源流、著书立说，阐释律意。这种双重身份，造就了陕派律学重实践、重考据、重公允的特质，也让陕派律学家兼具学者的严谨与司法官的刚正，成为晚清刑部律学的核心力量。

陕派律学的崛起，是当时刑部的一道独特风景，时人对陕人研习法律的天赋与努力多有赞誉。清代文人曹允源在为赵舒翘的《慎斋文集》作序时便说：“国家政事分掌于六曹，而秋官一职关人生命，视它曹尤重。为之长者类多擢自曹司重望，谙习法令。即叙劳外简，往往不数年骤跻右职，入掌部纲。故它部长官迁调不常，而秋官任独久，盖非精研其学者不能尽职也。陕西人士讲求刑法若有神解夙悟。”所谓“神解夙悟”，虽不乏溢美之词，却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
闫晓君：陕派律学为当代法律发展留下的启示，源于其学术特质与精神内核，核心有三：

其一，法律研究与司法实践必须深度融合。陕派律学家的成功，在于其研究不脱离实践、实践以研究为支撑，当代法治建设同样需要避免研究与实践的脱节，让法学研究扎根司法实践，让司法实践反哺法学研究。其二，司法者必须坚守崇高的职业操守。古人对司法官的要求，不仅是精通法律，更要有刚正不阿、追求公平正义的勇气，敢于抵制外界干扰，这是司法公正的根本保障，也是陕派律学家留给当代司法人员的重要启示。其三，法律发展必须坚持本土化与国际化有机统一。吉同钧“不背习惯、推行尽利”的理念，道出了法律发展的本质。法律是本土化产物，任何改革与借鉴，都不能脱离本国国情，同时要顺应世界法律发展趋势，吸收先进经验，实现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平衡。

陕派律学创始人薛允升——

执律如山 立学千秋

《读例存疑》新校本，孙家红编校，此为薛允升平生律学造诣的集中体现。

薛允升（1820年—1901年），字克猷，号云阶，陕西长安马务村人，陕派律学的核心代表与开创者，既有学者的严谨，又具司法官的刚直。一生著作等身，《服制备考》《汉律辑存》《唐明律合编》《读例存疑》等皆是传统律学经典。其中《读例存疑》对晚清《大清现行刑律》的制定产生了直接且重要的影响，时人评价其“律学之精，殆集古今之大成，秦汉至今，一人而已”。

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，薛允升入刑部，3年见习期时恰逢母丧。丁忧期间，他闭门苦读律例，服满起复时，研律时间达6年，是一般官员的两倍。他坚持“精研律例，剖析毫芒，有心得及疑义，辄笔记之”，数十年积累让其律例烂熟于心，僚友有问，他皆能条举律词、背诵入流，所作裁判文书“明慎周详，他人不能增易一字”。

作为司法官，薛允升拥有丰富的审判经验、悲悯的司法情怀，更有不畏强权的崇高操守。他善于折狱听讼，审判时耐心细致、情理兼顾，被刑部尚书桑春荣、潘祖荫等倚重，赞为“部中不可一日无此人”。史载其“鞫囚恒至夜分……公平心静气，无疾言遽色，与囚絮絮对语”，这份平和儒雅让被审讯者愿吐实情，因此“凡讼为公所鞫，无不输其情，虽死且德公”。他始终重民命，有疑狱必万分审慎，得其冤必力为平反，虽触权贵忌，不恤也。他曾平反过多起冤狱，而最能彰显其不畏强权、秉公执法的，当数太监李苌材一案。

光绪年间，太监李苌材在庆和戏园争座滋事，杀死前来缉捕的哨官并伤及数人，薛允升依律将李苌材处斩立决，从犯拟处绞监候。然而，这一定罪遭宫廷势力阻挠，太监总管李莲英向慈禧太后泣求宽宥，光绪帝迫于压力令刑部再议。

对此，薛允升并未妥协，再上奏折据理力争。光绪帝又以语涉含混令其再奏，薛允升第三次上折，坚定表示“原定罪名一成而不可变，从犯或可稍宽，首恶断不可纵”，在委曲详尽中尽显刚直。最终，在朝野舆论压力下，光绪帝俯从其建议，依法定罪。此案不仅让薛允升刚正之名传遍朝野，更让陕派律学秉公执法的精神深入人心。

此外，薛允升在律学传承上也毫无保留，始终诲人不倦，尤以诱掖后进为己任。赵舒翘、吉同钧等陕派律学的中坚与后进，皆曾受其教导，在他的培养与影响下，陕派律学家的队伍不断壮大，形成了一脉相承的律学流派，其对豫派及其他律学家也多有教诲，为晚清律学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。

陕派律学中坚赵舒翘——

慎刑于心以平冤狱

赵舒翘的《提牢备考》，光绪十九年重刊本。

赵舒翘（1847年—1901年），字展如，号琴舫，晚年号慎斋，陕西长安大原村人。他从寒门孤子成长为刑部官员，最终蒙冤自尽，一生充满传奇与悲剧，但他始终清廉为官、刚正司法，是陕派律学家的又一典范。

赵舒翘自幼聪慧，离乱中仍手不释卷，拜关中大儒柏景伟为师，科场顺遂，27岁连捷进士，榜下分至刑部，开启司法生涯。进入刑部后，赵舒翘以薛允升为榜样，日夜钻研《大清律例》与判例，常与律学家们切磋，尤其在薛允升的指点下，律学成就突飞猛进，很快就成为刑部骨干。

赵舒翘一生最鲜明的标签是清廉。他凭借自身律学素养与司法能力，从刑部主事一步步升任凤阳知府、浙江臬司、江苏布政使，最终官至江苏巡抚，是寒门士子的典范。无论官职高低，他始终不徇私、不受贿、不贪腐，在地方轻徭薄赋、整顿吏治，在刑部不结党、不营私，以律例为裁判准则。

在赵舒翘的司法生涯中，让其名声震天下的便是晚清著名的王树汶临刑呼冤案。光绪初年，河南镇平县一大户遭劫，县役未能抓获盗首胡体安，便以十几岁的平民王树汶冒充定罪。各级官员敷衍了事、层层照转，此案经刑部秋审后核准死刑。临刑时，王树汶大呼“我不是胡体安，我叫王树汶”。监刑官员急忙停刑并上报，冤案才得以浮出水面。此案本易纠正，但河南各级官员为掩盖过失相互回护，巡抚李鹤年甚至游说刑部尚书潘祖荫。赵舒翘接手重审后，顶住各方压力，细致核查卷宗、提审当事人，查清王树汶确系蒙冤。面对阻挠与上司动摇，他据理力争：“人命至重，可迁就耶？某可去，此案不可移！”最终，在赵舒翘的坚持下，刑部为王树汶洗清冤屈，追查真凶并严惩涉案官员。此案全程由赵舒翘一手办理，所作爰书奏稿逻辑严谨、引律精准，被各处传播奉为司法圭臬。光绪帝也因此在其外放时，当面夸奖他“前在秋审处当差甚好，例案极熟悉”。

除王树汶案外，赵舒翘在地方任职时亦多有建树。任浙江温处道时著《温处盐务纪略》，为地方盐务治理献策；任浙江臬司时，公正审理周福清贿买考官案；任江苏巡抚时，肃清太湖盗匪，保障百姓安全。赵舒翘的清廉与刚正，成为陕派律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陕派律学殿后者吉同钧——

坚守贯通中外的律学视野

《大清律例讲义》，吉同钧纂辑、闫晓君整理。

吉同钧（1854年—1936年），字石笙，号顽石，陕西韩城人，是陕派律学的最后代表，也是兼具传统律学功底与近代法律视野的学者与司法官。他既继承了薛允升、赵舒翘等人的律学精髓与司法操守，又能顺应时代潮流，主张法律因时因地制宜，为中国法律近代化探索出一条立足本土、兼容中西的务实路径。

吉同钧的人生与治学之路，历经重重坎坷磨砺。幼年经历关中战乱，成年又遭遇“丁戊奇荒”，科场更是五考举人、四考进士才得中。入仕刑部后，他受薛允升悉心指导，“多看秋审、精研律例”，迅速成长为刑部律学佼佼者。

晚清之际，受西学东渐影响，朝野不少人盲目崇西、主张全盘抛弃传统法律。身处变局之中，吉同钧保持清醒。他主动研究西方法律，系统比较中西法律的优劣，从而对传统法律的本土价值与时代局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时人萧之葆评价其“盖先生于法律一门，寝馈其中者数十年，晚又博考欧美各法，故能荟萃今古，淹贯中西，非仅娴习例案可比。论者谓薛公法学亘绝千古，承薛公之后者先生一人而已”。

吉同钧秉持实用主义的观点，主张“刑法无论今古，不分中外，总以不背习惯、推行尽利为要。现处中外交通、潮流共趋轻刑之时，固不能拘守旧日严法，致与各国大相歧异，然止当损过就中，与外国不甚触背，以求适本国之用”。即法律必须因时因地制宜，既不顽固守旧，也不盲从西化。

吉同钧自号“顽石山人”，思想却全无顽固保守之态，反而极具务实革新精神。早在沈家本之前，他便上呈《上刑部长官减轻刑法书》，提出轻刑建议，是晚清较早提出刑罚轻缓化的律学家。在《大清现行刑律》修订过程中，他将轻刑主张付诸实践，酌删严刑、精简繁文，效仿唐律平恕精神，参用西方新法理念，废除凌迟、枭示等残酷死刑，将枷号、笞杖改为监禁、罚金，轻减裁并斩绞流徒等刑罚，实现了减轻刑罚之意。

此外，吉同钧还是传统律学向近代法律教育转型的重要推动者。1906年，他兼任京师法律学堂、法政学堂等四处教习，将自身读律心得与审判经验融入教学。在讲解传统律义的同时，他梳理律条源流、对比中外法律，让学生兼具传统与近代法律视野。他还定期考课学生，亲自拟作答卷，融入法律转型思考，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法律人才。